中新網杭州7月1日電 題：秉初心赴百年之約：一個“先”字讀懂浙江

　　記者 柴燕菲 趙曄嬌 王逸飛 郭其鈺

　　一艘紅船從浙江南湖悄然起航，中國的革命歷程和民族復興之路翻開了新的篇章；全國50多名早期黨員中，浙江籍黨員占了7位，他們承載民族希望，開啟了探究真理之路……

　　百年前，這種“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精神就深深烙印進浙江人的血液中，成為激勵浙江人民砥礪前行的深沉力量。

　　百年來，一個“先”字始終引領浙江前行發展。從一窮二白到經濟大省再到經濟強省，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內對外開放再到深度融入全球，從絕對貧困到基本小康再到高水平全面小康。

　　這三個歷史性跨越巨變中，無一不蘊藏著浙江“先人一步”的智慧和勤勞，積攢著忠實踐行“八八戰略”、奮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底氣和活力，激蕩著浙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省的朝氣和動力。

　　經濟“先鋒”：從15億到6.4萬億的強省之路

　　1949年，浙江省生產總值僅有15億元，2020年，該省生產總值達到64613億元。4300倍的跨越，記錄著從市場經濟興起到轉型升級推進、再到高質量發展時代，浙江敢為人先、勇當先鋒的生動故事。

　　回眸過往，市場經濟的出現是浙江躍變的起點。在解放思想上做先鋒，正是其背后關鍵。

　　“那時，我有些同學知道我在家門口擺攤后，經過我家就會繞遠道走。”時至今日，領到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的溫州人章華妹仍記得當年剛開始擺攤時的境遇。

　　改革開放后，資源的匱乏讓浙江人擁有了強烈的創業沖動。以首個個體戶出現、義烏小商品市場建立、“溫州模式”誕生為代表，彼時起浙江各級黨委政府就通過允許試、看、闖的態度，逐漸使民營經濟成長起來。

　　20世紀初，高速發展的民營經濟已是浙江經濟的主力軍。而因傳統經濟的結構性矛盾、粗放式發展，浙江也最先遇到了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等“成長的煩惱”。

　　2003年，浙江省委提出引領浙江發展、推進各項工作的總綱領——“八八戰略”。以“八八戰略”為指引，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做先鋒成為該省的選擇。

　　在實施“八八戰略”的過程中，浙江提出“騰籠換鳥、鳳凰涅槃”。該省通過打造現代服務業新引擎，推動三次產業比例由2002年的8.6∶51.1∶40.3，調整為2017年的3.9∶43.4∶52.7；探索完善“畝均論英雄”改革，淘汰數以萬計落后產能企業；推動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生產總值比例由2002年的0.72%提高到2017年的2.45%……十余年堅定發力，浙江經濟迎來了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高的歷史性轉變，為此后的高質量發展時代打下扎實基礎。

　　在經濟發展跑道上，如果說先行探索市場經濟讓浙江順利起跑，對經濟結構的革新讓其校準奔跑方向，那么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在全國范圍內率先擁抱數字化，則讓浙江在途中跑有了更強勁的加速度。

　　在天能集團，其通過集成開發和應用一系列安全可控核心動力電池智能制造裝備等，探索建立無人車間。企業相關負責人介紹，其動力電池制造的生產效率提升30%以上，運營成本降低25%以上。

　　產業數字化方面，去年其支撐浙江實現規上工業增加值16715億元，其中，9至12月增速均在10%以上，成為近十年同期增長最快的階段。數字產業化方面，同年，該省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3.0%，占GDP比為10.9%，對GDP拉動作用明顯。

　　如此活力面貌體現著數字經濟正成就著浙江，也證明著浙江主動選擇數字經濟這步“棋”的智慧之處。

　　早在世紀之交，電子商務于中國萌芽時，浙江就憑“拿不準時先看一看、等一等”的包容，埋下了成為中國電商高地的種子。2013年該省提出推進“四換三名”，機器換人、電商換市成為重要組成部分。2017年，浙江全面實施數字經濟“一號工程”……長期以來，頂層設計的鮮明導向推動著數字元素、創新動力持續滲透進浙江的經濟基因。

　　伴隨時代環境變化，在數字經濟浪潮中爭當先鋒的浙江亦不斷完善其“法”。在今年其推進的數字化改革中，數字經濟被列為五方面改革重點之一。浙江省委書記袁家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浙江將以“產業大腦+未來工廠”為突破口，發展具有全球影響的數字產業集群，探索“騰籠換鳥、鳳凰涅槃”新路徑，加快探索數字經濟新規則，打開價值創造新藍海。

　　按照浙江的目標，到2022年將實現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超55%，到2025年，占GDP比重達60%……數字化主題下，浙江經濟強省之路正在寫下新篇。

　　開放“先闖”：融全球“朋友圈”賦能高質量

　　百年征程中，經濟層面的“先鋒意識”讓“窮小子”浙江有了厚實家底，而格局上的開放思維則讓該省跳出封閉式內向循環路子，率先“打開大門”廣迎四方來客，深度融入全球。特別是2003年“八八戰略”提出不斷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平，十幾年來，浙江與世界越來越無縫銜接。

　　回首改革開放初期，外資外商對中國市場觀望徘徊時，浙江華僑率先帶著資金和技術回國投資興業，拉開了引進外資的序幕。秉持開放之胸懷，在“十三五”期間，該省實際利用外資達656億美元。

　　這背后，浙江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是讓外企“心安”的重要原因，如該省率先出臺健全外商投資企業投訴機構聯系機制。

　　“浙江是外資公司最重視的市場之一，這里投資環境好，外資公司遇到困難會及時幫助解決。”德國順爾茨環保集團執行董事、行政總裁拉菲·蘇漢表示，在“碳達峰”“碳中和”機遇下，該公司將加大在中國的投資力度。

　　開放發展，“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全球化浪潮中，浙江人率先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如今浙商的足跡已遍及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

　　2010年，吉利控股集團完成對沃爾沃轎車的全部股權收購，也完成了迄今為止中國汽車行業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購。當年李書福為了拿到生產許可證說出“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如今來看，正是這種敢為人先的勇氣，將浙江更大的開放夢想融入全球。

　　義烏，是浙江中部的一個縣級市，由于鏈接全球的開放型經濟，其知名度甚至超過中國許多大城市。從率先突破體制機制開放市場到成為“世界超市”，義烏與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經濟外向度超60%。

　　來自也門的辛巴來中國已有8年，目前在義烏做襪業生意。此前一次通過“義新歐”中歐班列進口貨物的經歷讓他忍不住豎起大拇指：“比以前海運更省時、也更省錢。”

　　從義烏出發，一列列“義新歐”中歐班列是浙江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載體。自2014年開行以來，其聯通亞歐大陸49個國家和地區，運營線路達到15條，成為浙江融入“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

　　“在去年疫情全球化蔓延的大背景下，海運、空運一柜難求，‘義新歐’班列常態化運營，構筑起了浙江參與‘一帶一路’的國際陸路物流大通道。”鐵路金華貨運中心主任杜建波介紹。

　　沿著“義甬舟開放大通道”一路向海，寧波舟山港碼頭巨輪進出，汽笛聲聲。作為浙江對接“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寧波舟山港與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00多個港口有貿易往來，260多條集裝箱航線勾畫著“港通天下”的航運貿易網。

　　這座東方大港的貨物吞吐量已連續12年居世界第一，現在一天的貨物吞吐量超過了改革開放之初一年的量。

　　以“寧波-舟山港”和義烏為東西兩大戰略支點，浙江開創性地用好中東歐博覽會等平臺，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經貿的雙向往來。

　　從深層次透視，位于東海之濱的浙江正通過開放平臺的建設和賦能，從開放走向開放。

　　2017年，中國(浙江)自貿區掛牌運行。其背靠長三角廣闊經濟腹地，是中國唯一由陸域和海洋錨地組成的自貿區，也是長江聯通外海的唯一通道。自成立以來，浙江自貿區聚焦油氣全產業鏈，為大宗商品投資便利化、貿易自由化等先行探路，以“無中生油”之智慧為推動浙江高水平對外開放搭建平臺。

　　袁家軍表示，該省對外開放將繼續走跳出浙江發展浙江的道路，打造對外開放的金名片。

　　共富“先行”：求索百年夢想照進現實

　　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由無數個奮斗故事構筑而成。革命紅船起航地浙江率先實現從絕對貧困到基本小康，再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也是百年初心的真實映照。

　　新中國成立之初，浙江自然資源匱乏，發展要素不足，1949年生產總值僅15億元。絕對貧困也激發浙江人敢為人先的勇氣，他們嗅覺靈敏，向市場“要飯吃”，改革開放以來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

　　東陽市橫店鎮曾是浙中資源匱乏的一個小鎮，改革開放前人均年收入僅75元。橫店集團創始人徐文榮就出生在一戶貧苦農民家庭。

　　1975年，時任橫店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徐文榮懷揣“致富夢”，帶領當地農民艱苦創業，創辦了橫店絲廠，之后，以一家工廠的利潤來辦另一家企業的方式，一步步成長為中國特大型民營企業橫店集團。

　　橫店是浙江的縮影。1997年浙江率先實現貧困縣摘帽、2002年率先實現貧困鄉鎮摘帽，2015年12月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絕對貧困現象，浙江成為全國第一個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省份。

　　從基本小康到高水平全面小康，經濟數據并非唯一衡量標準。如何處理好經濟與生態的關系，浙江也給出了“先行者”的發展智慧。

　　在安吉縣余村，當村民在開山取礦的“金飯碗”與綠水青山的好生態間猶豫不決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論斷為其指明了方向。

　　在“兩山”理念指引下，浙江率先實施GDP考核差別化評價指標體系，探索GEP(生態系統生產總值)核算。一個又一個村莊從“賣資源”到“賣風景”，走上綠色發展、生態富民之路。

　　以綠水青山為底色，以“厚實家底”為基礎，浙江正描摹著一個更大夢想——共同富裕。“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為推動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成為新發展階段浙江的重大歷史機遇和政治任務。

　　探究接過這一任務棒的原因，在于“八八戰略”早已擘畫“進一步發揮山海資源優勢，推動欠發達地區跨越式發展”的藍圖，為區域協調發展夯實基礎。

　　一任接著一任干，“十三五”時期，浙江城鄉居民收入倍差從2.07倍縮小至1.96倍，11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與最低市倍差降至1.64，成為全國城鄉、區域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當下，位于浙江山區的26個縣格外牽動人心。從全國來看，26縣總體處于平均發展水平以上。于浙江而言，26縣是區域均衡發展的重點和潛力所在。

　　憑借扶持政策、財政支持、山海協作等，26縣加快與發達地區創新合作，吸引研發機構、科創基地和轉化項目生根落戶，不斷消弭區域間的發展溝壑。

　　共同富裕重在“共同”，浙江的均衡底色亦鋪就在城鄉間。以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為例，在城鄉居民收入不斷縮小的基礎上，該省推動優質公共文化資源向基層、向鄉村延伸，創新實施縣級圖書館文化館總分館制，實現鄉鎮(街道)綜合文化站和村(社區)文化服務中心全覆蓋。

　　“以前，村民白天務農、打工，晚上不是打牌就是侃大山，文化設施成了擺設。現在村民一有空閑，就會往文化站跑，有時候到晚上10點還不肯離開。”衢州市龍游縣詹家鎮文化站文化輔導員周利軍認為，鄉村文化站越來越受歡迎，源自群眾對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

　　山海協作、城鄉共榮。袁家軍表示，浙江將通過實踐進一步豐富共同富裕的思想內涵，率先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讓人民群眾真切感受到共同富裕看得見、摸得著、真實可感，為全國實現共同富裕先行探路。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中國共產黨百年前的憧憬和百年來的奮進，在起航之地，正一步步照進現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