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把“破立并舉、先立后破”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六條基本原則之一。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實踐，我們黨對處理好“破立”關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破立并舉、先立后破”改革辯證法的運用也日臻成熟，成為黨和國家從戰略高度統籌規劃、系統布局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論。

把握好“破”與“立”的基本內涵及其辯證關系

厘清“破與立”含義及其辯證關系，辨識“破與立”辯證法的類型，是把握“破立并舉、先立后破”原則內涵的前提。“破”意為破除不合時宜的、過時的，“立”意為面向未來進行創新，建立新的。“破與立”是事物運動變化發展過程中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破與立”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轉化，這是“破與立”的辯證法。“破與立”的辯證法又有兩種類型：革命辯證法和改革辯證法。革命辯證法以破為主，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大破大立，以否定、摧毀舊制度給社會帶來疾風驟雨的變化，而后重建社會，以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的社會突變即質變為特征。改革辯證法則堅持以立為主，強調不立不破，破立并舉，先立后破，在肯定、延續既有制度的基礎上，以持續創新，漸進變革、完善制度為目的，以保持穩定性、持續性、漸進性的增量變革即量變為特征。

“破立并舉、先立后破”是改革辯證法的具體體現，“破立并舉”是在一破一立的矛盾統一中催生事物的變化。“反者道之動”的改革既是除舊又是布新，體現在改革總體方案設計中，就是要從宏觀上系統布局、統籌規劃“破與立”的發力點，力求“破與立”的整體性平衡，以利于改革的結構性穩步推進。“先立后破”強調“破與立”的時間排序。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在時間中生成，時間是歷史觀的核心要素，是歷史布展的基本構件，改革作為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形式，內在蘊含著對時間節奏的把握和考量。“先立”意味著“立”的時間優先，體現為兩個方面：站穩立足點和耕好試驗田，前者意指改革要及時提煉既成經驗、制度化改革成果，并使之上升為國家制度、法律，以穩固好既有的制度基本盤為前提，做好制度建設；后者意指改革要做有籌劃、有把握的創新，要對創新之舉先做試點，試驗成功獲得成熟經驗之后再推廣鋪開。二者決定了“先立”重在突出改革的基礎穩固、節奏穩步和過程穩定，“先立”是為了“穩”字當頭，篤定且慎重。“后破”體現為穩中求進，以改革事項所涉及的突出問題為“破”的切入點，堅持問題導向，以解決問題來推進改革，并在創新試點成熟之后除舊納新。

新形勢下改革為何要堅持“破立并舉、先立后破”

堅持“破立并舉、先立后破”，為解決改革中突出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提供方法論，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為扎實穩健。全會將“破立并舉、先立后破”原則確立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論總基調之一，有著明確的戰略意圖。改革是一張藍圖繪到底的守正創新過程，尤其需要堅持系統觀念，以“先立”從戰略上、全局上動態聯動協調改革的每一步行動，有利于解決改革中出現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突出的系統性問題，避免改革零敲碎打，瞄不準問題的癥結，“破”不了問題的根本。

堅持“破立并舉、先立后破”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筑牢底氣。全會歸納總結了全面深化改革以來的重大變革：“實現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全面深化的轉變，各領域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許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這些變革彰顯出黨對改革中日漸成熟的國家法律體系、制度體系的內在把握和自信篤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既有制度基本盤之上的累進和調整。因此，堅持“破立并舉、先立后破”意味著尊重改革成果，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強調穩扎穩打，有序地推進改革。

堅持“破立并舉、先立后破”為避免盲目發展、激進改革設立底線。當前，改革的深度、廣度和內外部環境都呈現前所未有的新變化，改革進入了關鍵期、敏感期、轉型期和躍遷期，每一項重大改革舉措都牽一發而動全身，試錯的代價也遠超以往。“先立”就是要在改革中提高“試驗田”的成功率，這是改革行穩致遠的前提條件。改革要分清先立什么，后破什么。杜絕“未立先破”“破而不立”的急功近利、盲目發展、激進改革的錯誤思路。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論及“先立”與“后破”的關系，指出要堅持不立不破、先立后破，“不能把手里吃飯的家伙先扔了，結果新的吃飯家伙還沒拿到手”。總之，在新制度“未立”之前，絕不輕易破壞舊的，從而確保改革的持續穩定。

用好“破立并舉、先立后破”的方法論

改革至今，下一步又該如何接續？《決定》給出了總體思路：“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加強頂層設計、總體謀劃，破立并舉、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決定》在詳細論述中，對運用“破立并舉、先立后破”原則賦予了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內容。

《決定》的思想內核就是對如何承上啟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改革的思路是，“破立并舉”繼續深化改革以順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先立”體現為“更加注重系統集成”，“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決定》中對已有的改革成果制度化給予肯定，對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等最重要的指導思想、根本制度、原則等加以鞏固，并內化為改革基本功，筑牢制度的基本盤。“先立”意味著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增量創新。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一刻不能停，創新的試驗田不斷開拓，突出體現在制度建設中。《決定》提出將探索建立“個人破產制度”“高技術人才移民制度”等18項新制度，健全現有的“國有企業推進原始創新制度安排”“保障科研人員專心科研制度”等29項制度，鞏固完善“民營企業融資支持政策制度”等40余項制度，改革改進“深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等12項制度。

“后破”則強調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背景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以解決突出問題為突破口和主抓手。“破”尤其強調了高度的問題意識。習近平總書記屢次強調，改革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而硬骨頭、險灘、思想觀念的障礙、利益固化的藩籬就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所要繼續面對的突出問題。《決定》所列出的300多項改革任務，就是針對當前社會變革發展的突出堵點卡點，并將其作為“破”的靶標。把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這三對范疇中不相適應的結構性矛盾作為“破”的主攻方向。在高質量發展的轉型期，一些領域的改革、一些產業的轉型不能過于激進，要做好新舊模式之間的銜接和轉換，兼顧穩和進，改革才能取得突破性成果。

（作者為桂林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